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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精卫的悲剧，是他个人的，也是这个阶级的。作为晚清破落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，他被社会的剧烈动荡抛离出体制，又试图以激进的革命方式重返中心，打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，但这些游士们脱离了自己的乡土之根，又疏离于城市新崛起的资产阶级，于是成为自由漂泊的无根一代，他们有理想、有热情，但游移不定，既无恒产，亦无恒心。抗战期间落水的汪伪汉奸们，有一些共同的阶级特点，不是传统士大夫遗老遗少，就是充满才情的文人小知识分子。他们不满上流阶级的飞扬跋扈，也恐惧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运动。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：汪精卫所代表的，是半封建社会没落士大夫阶级人格，他们“更多从‘文化’视角而非从政权或‘实体国家’的视角来定义‘中国’，他们相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异族的力量。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认为，即使中国国家被外族征服，只要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基层统治秩序不被破坏，传统文化得以保留，则征服者不过是一个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权力阶级，并不会对中国文化和士大夫阶级本身的利益构成伤害。而共产党的兴起，则将根本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，打倒旧的统治阶层，摧毁原有的统治秩序和建立在这套社会政治秩序之上的文化观念。沦陷时期北平很多知识分子高调谈论中国文化，可看作是这种‘文化中国观’的表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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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明代，清议也叫公论，很接近现代的公共舆论。之所以被称为公论，乃是因为在激进的王学左派们看来，君主不能代表公，只代表一家一姓王朝之私。而公论者，出自人心之自然，所以君主不能夺匹夫之思想。匹夫之想法，乃真诚之见，是天下是非的标准。4如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：“是非者，天下之是非，自当听之天下。”50]上大夫的公论，被看作是维系人心之本和国家之元气，士大夫最应在清议上着力。如果士大夫不主持清议，那么清议就必出于匹夫匹妇之心，游谈处世之口。51明代中后期是民间士大夫最活跃的时期，也是公共舆论最嚣张的时期，“处士横议，品核公卿”，成为晚明的一大景观。
晚明士大夫的精神遗产到晚清被重新发扬光大，书院演化为现代的学校制度，讲学变迁为现代的传媒，而结社光大为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。这些都是“知识分子社会”得以形成的制度化条件。其中最重要的革命性事件，乃是公共传媒的出现。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，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，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，亦属有限。然而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，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，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，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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